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行军作战，终于成功抵达了位于陕北的吴起镇，标志着长征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到了1936年10月9日，随着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终于落下了历史性的帷幕。
虽然长征胜利了，但革命还远未成功，党和军队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名义上，我们占据着“陕北地区”，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地盘只有保安、安塞和瓦窑堡这三个镇的范围，面积狭小而且经济落后。
显而易见，仅靠这片地域想要养活如此规模的红军是不现实的。因此，重新开辟苏区或者扩大现有苏区就成为当时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目标。
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已经无以复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凸显了出来。对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固执地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
陕北地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就是杨虎城及其所统帅的十七路军。而且，丢失东北的张学良也重新复出，奉调率领20万东北军前往此地“剿匪”。除此以外，井岳秀和高桂滋等地方军阀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很明显，他们都在严密提防红军南下，严密提防蒋系的中央军入陕。
在此背景下，党和军队内部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部分同志认为，今后应该向西北方向进军，这样既能避开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队，而且还能获得苏联方面的鼎力支持；一部分同志认为，今后应该向东北方向进军，这样可以脱离贫瘠的陕北地区，可以进入相对富庶的晋北地区；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今后应该向汉中地区进军，或许还能通过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回到江西，成功实现“二次长征”。
1935年12月，为了在内部统一思想，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的瓦窑堡临时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局势，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赢得了与会同志们的一致认同。
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的国内外形势，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而且，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最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既然已经确定日本军国主义是我们的最大敌人，那向西进军和向南进军的方案都已经被排除在外。于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东渡黄河，只能是通过“东征”山西进入华北地区。
向来都异常狡猾的“山西王”阎锡山，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自然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为了阻挡红军东征，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他动员全省军民进行“坚壁清野”，摆出一副硬杠到底的姿态。
政治上，阎锡山提出“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的口号，还四处扬言“钢铁三晋，人过要留钱，鸟过要脱毛”。经济上，阎锡山减免黄河东岸的地方债务，积极塑造出一副“亲民爱民”的假象。
除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阎锡山更是在军事上进行了积极的部署和准备。首先，他调集了4个旅沿河布防，还修筑了大量的高碉和暗堡作为第一道防线。其次，他还主动出击，安排5个旅相继进入吴堡、葭县和神木等地驻防，从北面牵制红军主力。最后，将18个旅的主力部队布防于太原、大同、临汾、长治和汾阳等地，随时准备利用便利的交通线进行机动作战。
1936年1月19日，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红1军团、红15军团，红28军和红30军总计1.3万多人迅速集结。同时，任命彭德怀担任司令员，任命叶剑英担任参谋长，任命杨尚昆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还自荐担任了政委，积极开始准备渡黄河东征。
1936年2月，就在部队东渡黄河前，毛主席亲身领略了北国的雪景和绵延的山河，激发出了自己无限的爱国热情和创作灵感，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雪》。不过，由于战事即将开始，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首诗词的诞生。
红军渡河东征持续了75天的时间，转战山西省的50多个县，共歼灭了国民党的7个团，缴获了枪支4千多支和大炮20多门，其余各类弹药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在华北境内宣传了自己的抗日路线和爱国主张，极大地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威望。
受此影响，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军也深受感召。1936年12月12日，他们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并且积极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入城搜查，遭到国民政府的严正拒绝。随即，他们悍然向中国守军猛烈开火，遭到第29军的奋力回击，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都热切渴望和平，只有蒋介石依然还在图谋独裁和专制。为了戳穿他“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亲自飞抵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从而开启了“重庆谈判”的大门。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人士，积极宣传我党的各项主张。9月6日，他赶赴沙坪坝津南村去拜访著名诗人柳亚子，后又邀请对方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促膝长谈。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前夕，以“诗人对诗人”的身份将创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赠送给柳亚子留念。见到这首诗词，作为诗人的柳亚子拍案叫绝——“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 髙如苏辛犹未能抗耳”。
1945年10月25日，柳亚子与尹瘦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场“柳诗尹画联展”。期间，他把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手迹拿出来公开展示，立即就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惊叹。
柳亚子将《沁园春·雪》的原词誊抄一份，请求《新华日报》可以公开刊登，遭到了毛主席的婉言谢绝。但是，重庆的《新民报》却紧追不放，于11月14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进行了首次发表，还留下了一段编者按: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随着《沁园春·雪》的公开发表，立即轰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成为战后中国文坛难得的盛况。许多人都惊呼，长久以来被蒋介石污蔑为“匪首”、“山大王”和“土包子”的毛泽东，原来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诗人。
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后内心也是十分钦佩，但嘴上却强硬地“不以为然”，还询问自己的“文胆”陈布雷如何评价？陈布雷倒是非常坦诚，他这样回答:
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精品！
为了“出口恶气”，国民党宣传部将《新民报》的负责人找去训斥， 还安排《中央日报》等媒体连续刊登出“围攻”《沁园春·雪》的文章。此时，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场“论战”，在给黄齐生的信中这样提到:
若飞寄来报载诸件，附上一阅， 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虽然已经返回了延安，但他的一首诗词却永远留在了重庆，留在了中国，至今仍然余音绕梁。最后，我们一同拜读伟人的这首《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