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为什么要急于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

19世纪40年代中期,因马铃薯歉收,爱尔兰爆发了一场大饥荒。

从1845到1852年,爱尔兰800多万人口中,因饥饿死去的人口超过100万,占当时人口的1/8。

而那些不想等死的爱尔兰人,有将近200万人乘船逃亡到北美,成为后来人们口中的爱尔兰移民。

爱尔兰本土,失去了将近40%的人口。

这次大饥荒是一个分水岭,将爱尔兰的历史分为「大饥荒前」和「大饥荒后」。

大饥荒永久地撕裂了曾经联合在一起的两个国家,改变了爱尔兰和英国的历史。

1847年,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爱尔兰科克郡饥荒场景。画师: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ahony)

造成这次马铃薯歉收的原因,是起源于1843年北美地区的霜霉病(也称枯萎病),受到真菌感染的马铃薯,会在短时间内变黑、发霉,枯死。

霜霉病的传染能力极强,已经被挖出来、贮存起来的马铃薯中,只要有一个染病,就意味着所有贮存的马铃薯都难逃厄运。

当时,一些有病的马铃薯随着货船从美国来到欧洲,在季风和昆虫的传播影响下,感染了整个欧洲。

感染了「霜霉病」的马铃薯会变黑、发霉,散发出恶臭,无法食用。图片来源:Wikipedia

遭受损失的国家可以列出一连串名单:比利时(85%损失)、荷兰(70%损失)、德国(20%损失)、法国(20%损失)……

1845年的秋天,爱尔兰大约有1/3的马铃薯因此蒙受损失。

可问题是,这么多国家都受到巨大的损失,为什么偏偏是爱尔兰爆发如此可怕的大饥荒?

况且,爱尔兰也不是第一次发生马铃薯歉收(1800年到1845年,爱尔兰土豆歉收至少15次以上),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次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造成这次惨剧的原因,说到底,都是人祸。

02

单一饮食结构

大饥荒之前,马铃薯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几乎唯一的主食,单一饮食结构风险高,一旦发生马铃薯歉收,便会容易爆发饥荒。

那么,为什么爱尔兰人以马铃薯为单一主食?

是因为面包不香吗?

对于那时的爱尔兰人来说,这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故事。

在马铃薯传入欧洲之前的16、17世纪,爱尔兰是一个受到英国入侵和欺负的天主教小国。

英国进行宗教改革之后,信奉国教的英国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有很尖锐的宗教冲突。英国新教徒在爱尔兰建立了许多庄园,占有那里的土地。

而在英国爆发内战后,处死查理一世的克伦威尔率领军队占领了爱尔兰,为了填补战争导致的资金窟窿,克伦威尔没收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将近1/3的土地给自己的部下。

从17世纪中期一直到1801年《联合法案》(法案通过后,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组成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通过前,爱尔兰与其说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邦联国,不如说是殖民地更加贴切。

1801年以前,爱尔兰归英国内阁所管,爱尔兰人在已经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英国国家体制内,是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

因为宗教身份,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和律师、不能和新教徒通婚(否则新教徒将丧失自己的土地)、不能从新教徒手里继承土地、不能自由购买土地、不能拥有超过一定时限的土地租期……

总而言之,只要你一天是天主教徒,就别想得到土地,只能做新教徒地主的佃农。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剥夺个人的土地所有权,无异于谋财害命。

对于拥有大量爱尔兰土地的新教徒来说,爱尔兰是个异教之地,地主们并不愿意在这里直接经营,而是选择将土地租给爱尔兰佃农,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在外地主。

这些土地因为是良田,面积大、租金不菲,加上地主常年不在,于是诞生了赚差价的中间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房地产中介。他们向地主承包大块土地后,分成小块,转租给佃农。

没地又穷的佃农,面对高昂的租金,也租不起更大更好的土地,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耕种,靠着落后的农业,勉强续命。

而且,英国还规定,爱尔兰人种植的谷物,只能出口到英国,不能跟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这样一来,英国的粮食价格被人为控制了,爱尔人就算有能力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其他价格更高的作物,也没法通过自由买卖来换更多的钱,从而改善生活。

佃农与土地的关系,被束缚得非常紧。

在当时,如果一个爱尔兰人想通过种植产量较低的传统谷物(如小麦)来满足三口之家的胃,就意味着土地的面积需要3到5英亩(1.2万到2万m²)。

爱尔兰人想要养活自己,要么自己种植单产更高的作物,要么到城市工作获得收入,用钱来买粮食。

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这很困难。

一是那时尚未有单产更高的粮食可供选择;二是去工作的人都是廉价劳动力,工资非常有限,加上英国粮食价格偏高,拼命工作也不一定能吃饱。

因而,17世纪中期以前的爱尔兰人口长期维持在50万左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直到马铃薯的传入,解决了人口增长长期停滞的问题。

马铃薯单位产量要比谷物高得多,使得适龄青年只需要不到1英亩(约4000m²)的土地来种植马铃薯,便可以养家糊口。

年轻人结婚所需的土地面积得以缩小,攒钱换地的时间也被缩短。

爱尔兰大饥荒前及后续的马铃薯产量。图片来源:Wikipedia

同时,由于爱尔兰人普遍生活贫困,年轻的爱尔兰男女更希望通过早婚来寻找一个相互扶持的人,并且通过多生孩子来给家庭增添劳动力,从而实现家庭温饱。

两种因素相综合,导致爱尔兰青年的平均婚龄大大提前。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阿瑟·杨格爱尔兰游记:1776-1779》(Arthur Young’s Tour In Ireland: 1776一1779)一书中,他分别写道:

「马铃薯万岁!」
「20个妇女里有19个在12年中,每两年生下一个小孩。」

婚龄的降低,刺进了人口的增加。

1660年,爱尔兰只有50万人口;

到了1688年,爱尔兰人口便增长到了125万;

再到1760年,爱尔兰人口已有150万;

在1841年,爱尔兰人口在80年间猛涨到810万;

而到了大饥荒即将来临的1845年,爱尔兰人口规模据估计已超过900万。

自1660年至1845年,这185年间,爱尔兰的人口增加了18倍。

可以说,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成也马铃薯,败也马铃薯。

大饥荒时凄惨的爱尔兰人。图片来源:Britannica

三餐都吃富含维生素的马铃薯,成了大多数爱尔兰家庭的标配,他们能以极低的成本来获取每日的基本营养。

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爱尔兰人越发依赖马铃薯,他们的饮食结构也愈发单一。

单一饮食结构的风险便在1845年的马铃薯歉收中彻底爆发。

长在地底下,储存在仓库里的马铃薯,一旦有一个感染了霜霉病,其他的马铃薯都难逃厄运。

由于在之前,爱尔兰就曾发生过多次马铃薯歉收,不过大多只在短时间内对局部地区造成影响,受灾者数量有限,没有引起英国当局的重视。

但随着挨饿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饿得发慌的爱尔兰人,甚至会从贮存的马铃薯当中挑出一些表面看起来正常的马铃薯(实际上内部已经发霉),将它们放入锅中用水进行蒸煮。

但真菌带来的恶臭,会随着蒸汽飘满整个屋子,根本无法食用。

一个个爱尔兰人,就此倒下。

03

失败的赈灾

既然马铃薯歉收,爱尔兰人为什么不进口其他食物来度过饥荒?

很简单,政策不允许。

一方面,在1815年英国通过《谷物法》(Corn Laws)以前,英国不允许爱尔兰人出口谷物到其他地方,只能卖给本土商人;

另一方面,《谷物法》通过后,更加明确限制廉价的谷物进口到英国本土后,美其名曰保护本土农民和地主的利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国都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限制进口,积极扩大出口以累积财富。

贸易顺差,看起来很厉害是不是?

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成本,都被转嫁给了平民老百姓。

要知道,地广人稀的北美土地,谷物价格不知道比英国本土的便宜多少,可是因为有贸易保护,便宜的粮食进不来,老百姓只能在「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口号中默默承受高粮价。

而且,本国粮食贵,没有土地的佃农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生产粮食的土地租金水涨船高,农民的生产成本也因此变得更高,这就是当时佃农的悲惨处境。

要是在承平时期,老百姓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但在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歉收之后,这就成了致命的问题。

如果没有《谷物法》的限制,就算爱尔兰马铃薯歉收,短期内,人们也可以通过进口比英国国内更便宜的粮食来糊口度日。

实际上,英国政府里当时的确有人想过废除《谷物法》。

1845年11月,首相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派英国科学委员会的两位医生林德利(Dr. Lindley)和布雷菲尔(Dr. Playfair)来到爱尔兰进行实地调查。

在报告中,两位医生称:

「从收集到的证据来判断……我们得出结论,事实上,爱尔兰一半的马铃薯或者被毁灭或者不适合人们食用。此外,我们认为有义务告诉您,恐怕这个估计过低了……我们现在不得不加上这样一个不幸的陈述……即最近的多雨天气已经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调研报告确实起到了作用。

皮尔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并通报了解决方案:

「取消对进口的阻碍因素,才是唯一有效的补救方法。」

罗伯特·皮尔(1788 – 1850),于1834-1835、1841-1846年间担任英国首相,被视为史上最杰出的保守党首相之一。画师:亨利·威廉·皮克斯吉尔(Henry William Pickersgill)

这等于是要废除《谷物法》,并通过加强自由贸易,来救助爱尔兰人以及日后的农业生产。

但废除法案需要时间,尤其是在反对者不少的前提下。

议会里的人可以等,但爱尔兰的农民可等不了。

与此同时,皮尔还实施了其他救助计划。

(1)设立救助爱尔兰委员会;

英国政府在都柏林设立委员会总部,在爱尔兰各地方设立地方救济委员会。总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筹款购买食物,然后转卖给贫苦大众。

委员会以各地地主为赈灾救济的核心,劝导地主为贫农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帮助爱尔兰度过难关。

(2)通过购买救济粮压低粮价;

皮尔政府偷偷拨款10万英镑,从美国购买玉米运至爱尔兰卖给当地的地主,通过地主卖给农民。因为英国人不做玉米贸易,这样做就不会直接影响英国农民的利益。

(3)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就业岗位。

通过新建马路、修建码头等公共工程,给无业的爱尔兰人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和补助。

这些救助计划,效果如何呢?

可以说,收效甚微。

其中,救助委员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限制过严——必须对救济对象加以区别。

救济负责人伦道夫·劳思爵士(Sir Randolph Routh)表示:

「我们需要帮助那些穷人们,但是只能救助因马铃薯歉收陷入困境的人,而不是那些渴望得到食物的人。这两者之间必须明确划清界限。」

问题来了,在爱尔兰这样一个贫穷之地,如何区分两者?

没法区分。

救济官员很快就发现:

「大家很难发现谁才是真正的,因近期减产而遭遇不幸的人;大家也不愿意残忍地揭露它,但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依命令行事。」

同时,政府计划中「以各地地主为赈灾救济的核心」这一点也根本无法推动。

委员会在调查后发现,大多数爱尔兰地主多并非是吝啬,而是真的不算富裕。祖辈的骄奢淫逸和挥霍浪费,早已将财富挥霍一空,他们也只是勉力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对穷苦佃农能提供的帮助比较有限。

换句话说,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已经严重到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程度。

大饥荒期间,只有少数村民的爱尔兰村庄。图片来源:Skibbereen Heritage Centre

而真正有钱的富豪商,普遍不承认爱尔兰的饥荒问题,他们认为是新闻报道在欺骗他们,拒不捐献钱财,委员会最终只收到了远低于预期的赈灾献金。

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害怕英国粮食价格波动,为了兜住粮食价格,限制委员会救济粮,规定只能以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出售救济粮。

这就相当于,政府有粮食也不给直接救助,缺粮的人想买还得出比市场更高的价格。

要是人们能买得起市场上的粮食,还需要救助吗?

但就是这样的常识,也无法让英国政府醒过来。

在救济金不足的情况下,到了1846年,由于饥荒越发严重,委员会不再遵守规定,转而低价向灾民出售食物,甚至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免费发放。

1846年12月,救济委员会花光了所有经费,再也无力救济。

但这些都不是最清奇的救助思路,最绝的还是皮尔的10万英镑玉米计划。

玉米本身具有两个优势:

一是价格优势,它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主要粮食之一;

二是爱尔兰人此前都吃马铃薯,基本没有食用玉米的传统,很少有商人会在爱尔兰贩卖玉米。

故而,引入玉米既能帮助灾民,又不违反英国的贸易规则,在理论上是个一举两得的方法。

但在皮尔他们看来,政府不能直接用玉米救助挨饿的人,因为这样会「扰乱市场」。这些玉米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维持价格平衡。

当市场价格涨幅过大时,政府便向市场投放玉米,控制价格。

玉米和马铃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对全世界的人口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图片来源:Gardening Know How

皮尔的玉米计划,还需要将其磨成玉米面,运到各地地主,等农民自己去出钱买。可在当时,爱尔兰哪有什么四通八达的路,光是运玉米粉就是一项大工程。

这就正好切中了皮尔救助计划的第三条,兴建公共工程。

不是没公路吗?那就让没钱的农民来修,这样就可以挣到工资买玉米面了。

于是,那些饥肠辘辘但还能出点力气的爱尔兰人,不得不忍着饿去参与公路修建。

可就算这些人真的挣到钱买到玉米面,吃惯了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还得现学怎么用玉米面来做吃的。

就算一时之间能填饱肚子,由于玉米面不像马铃薯那样富含维生素C,那些靠玉米面维生的人,却因此得了坏血病。

在整个大饥荒爆发的第一年,由于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面在源源不断地出口,一面毫不含糊地打压进口。

爱尔兰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都柏林纪念大饥荒的著名雕塑群。图片来源:Britannica

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在《征服爱尔兰》(The Conquest of Ireland)中写道:

「在整个饥荒时期,爱尔兰实际上生产了足够多供至少800-900万人吃饱和穿暖的食物、羊毛和亚麻制品。」

可这些物品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出口了。

据计算,从1845年11月到1846年2月间,有25.8万夸特小麦、70.1万英担大麦和100万英担燕麦(爱尔兰以马铃薯种植为主,但仍存在传统谷物种植)从爱尔兰出口,总价值约100万英镑。

一位名叫科芬(Coffin)的爱尔兰官员曾写信给救济委员会:

「向一个国家输入物资,但同时又出口这些相同的物资是矛盾的。」

在1846年2月后,出口速度仍未减缓。

这并不奇怪,但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地方,出口的产品通常是国内消费不了的,而国内真正需要消费的,根本没有渠道能买到。

赈灾计划的第三部分,「兴建基础设施,提供就业岗位」是各国面对灾难的常规手段,不过通常成效不算好。

基础设施的兴建主要有两部分:

(1)港口及码头建设;

(2)道路、土地排水系统和水利设施的修缮。

1846年3月,英国政府拨款后,将这项任务分派给了爱尔兰公共工程局主持,地方救济委员会协助完成。

荒诞的事随之而来:爱尔兰公共工程局起初只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和三名员工。

提出申请的爱尔兰人有多少呢?

难以计数,反正每个郡都有至少上万人。

1846年,公共工程办公厅外水泄不通。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些提出申请的穷人们拥挤在每一个可以登记的办公厅,而地方委员会为了保证公平,会在统计后用广播直接宣布结果。

可以想见,最终形势必然是乱成一锅粥。

其次,任一公共工程的审核程序都极为冗长:

工程的建设计划必须先得到三方许可:各郡检查员、工程主管纽汀伦特爵士、爱尔兰救济委员会。

得到三方同意后,一名工程师会前往工程所在地进行勘察,完成做出详细报告。

报告在经过委员会审核后,才会被发往财政部,等待政府的批示。

这一过程往往要花费数月时间,因而很多饥民只能一边饿着肚子,一边等待着工作的机会,以便能领到工资和食物。

在天灾面前,缺乏效率的官僚主义往往是可怕的人祸。

皮尔的一系列计划都失败了,他唯一的成功,便是在大饥荒的第二年,也就是1846年,推动议会废除了《谷物法》。

《谷物法》(Corn Laws)是于1815至1846年间,英国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法案。它规定国内谷物平均价格达到或超过某一限度时才可以进口食物,以保护英国农民及地主免受来自生产成本较低的外国进口谷物的竞争,核心目的是维护地主的利益。图为1846年在伦敦举行的反《谷物法》会议。图片来源:Wikipedia

而皮尔本人,则因此得罪了不少议员,被踢出局,丢掉了首相的位置。

04

披着自由外衣的保护主义

如果说皮尔的计划还只是收效甚微的话,那接下来的两个人,则将爱尔兰人推向了深渊。

由于他们为自己的政策打上了「自由市场」的口号,使得真正的自由市场原则被人们所误解,成了政府干预经济所导致恶果的替罪羊。

皮尔下台后,他的政敌以及支持《谷物法》的人们,便开始指责爱尔兰人夸大了马铃薯歉收的严重性,并否认两位医生的实地报告。

再加上饥荒导致有一些爱尔兰人走向街头,或偷面包,或殴打商人,这些行为逐渐演变成爱尔兰人要造反叛乱的阴谋论,笼罩在英国上空,舆论反转,原先受到同情的爱尔兰人,成了英国人最讨厌的人。

1846年,爱尔兰马铃薯再次因为霜霉病歉收。

倒霉的爱尔兰人,却又遇到一个对他们有严重偏见的人来接管救助计划。

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学生屈威廉( Charles Trevelyan)。

和他的老师一样,屈威廉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抱有深深的恐惧,饥荒和战争成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屈威廉看来,马铃薯这种种几个月就能有高产量的作物,居然还能歉收?爱尔兰人之所以挨饿,需要救助,是因为他们又懒又坏。

如果继续由政府救助爱尔兰人,只会养成他们懒惰和依赖的习惯。

要拯救爱尔兰人,就得让他们变成真正的英国人,像英国人一样依靠市场挣钱,养活自己。

于是,屈威廉下令,爱尔兰各地的玉米面粮仓,不得再以成本价卖给农民,而是以「市场价」销售。

与此同时,虽然《谷物法》被废除,但进口国外粮食的限制并不是立马就对所有人生效的。

比如救助计划里的玉米面,只能由英国人来卖,不能从国外进口。

此外,由于英国粮食的价格受到进口谷物的影响,粮食价格开始下降,加上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刺激了肉类市场的需求,许多地主将耕地改为农场,让农民转向养牛。

而那些被迫养牛的爱尔兰人,也不能把牛卖到国外,只能出口到英国国内。

在《谷物法》废除前后,不管种什么养什么,爱尔兰人都没有交换的自由。

这就是屈威廉口中的「自由市场」,一个以贸易管制,限制自由交易为前提的「市场」。

这样的市场,本质其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是一个计划为导向的市场。

但因为施政者为之批上了「自由」的外衣,其罪名就被嫁接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头上。

屈威廉的行政干预经济,还体现在公共工程的修建上。皮尔时期的修建马路,是按照日薪结算,但屈威廉却要求爱尔兰人进行绩效领工资。

理论上,绩效领工资是没错,前提是目标明确,能让人出绩效。可救助计划里的公共工程,完全是政府拍脑子出的方案,爱尔兰人去修建的公路,根本没有起点和终点,人们只是饿着肚子去干活,以便能领到能换回玉米面的钱而已。

承受饥荒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谁修着修着公路就倒地不起。

屈威廉版的救助计划里,还将救助的义务转移到地主头上,要求地主们解决佃农的救助问题。

这下子可好,地主本身就没有什么余粮,还要为佃农的生存买单,索性就把土地上的佃农给驱逐算了,这样没有了佃农,也就没有分摊的任务了。

这一幕,是不是像极了20世纪以来的最低工资保障?

原先还能在工厂里打工糊口的工人,因为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保障,工厂为了减少成本,只能裁掉工人,这样一来,失业的工人就会增加。

爱尔兰大饥荒也是如此,因为政府把责任分到地主头上,原先还有地可以种的佃农,一夜之间连地都没有了。

许多农民成了乞丐,在城市乞讨,或者到他们最厌恶的济贫院里寄居,哪怕得到一丁点儿吃的。

一位爱尔兰科克郡的巡警说:

「人们看上去虚弱而且绝望。一位外地人惊愕于这些可怜人如何能找到食物……他们的衣服已经被当掉,被褥也卖了,他们只能睡在破布堆中。」

面对这样的惨剧,政府还是无动于衷,继续假借「自由市场」的名义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

倘若政府真的奉行的自由市场,那应当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诸如价格波动、市场进入等方面,不伸手去管,而在应该管的地方,诸如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方面,做好管理。

但一个糟糕的政府,恰恰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不去管。

平时限制自由竞争,实施行政垄断,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政府行使自己的义务时,却顺势推锅给市场。

爱尔兰人就是这么倒霉,因为他们在奇葩的救助计划之外,还摊上了一个奇葩的领导人。

1846年7月,约翰·罗素上台成为首相。

约翰·罗素(1792 – 1878),活跃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曾于1846-1852、1865-1866年间任英国首相。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他的孙子。摄影师:约翰·贾伯斯·埃德温·梅奥尔(John Jabez Edwin Mayall)

罗素政府认为,要保护英国的贸易,稳定物价,所以当局不会再从国外进口任何粮食来赈济爱尔兰饥民。

1846年8月,罗素政府提出了两条新的救济方案:

(1)扩大公共工程建设规模,同时改革公共工程制度,加强财政部对公共工程局的监管,公共工程的费用由爱尔兰各地区自行承担。

(2)结束粮食发放,停止进口食物,进口粮食的任务交由私人贸易公司和批发商来承担。

他们只会继续开展公共工程,并为担任工人的难民发放工资。

可见,罗素政府救济的核心思路很简单,就是一条——「顺其自然」。

面对此种情况,爱尔兰人除了绝望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一对爱尔兰母子正在发掘马铃薯。图片来源:Pinterest

大多数爱尔兰饥民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根本没有努力的条件和机会。

不过,现实很快给罗素政府上了一课。

公共工程在9月份开始改革后,之前工程局人手不足,办公室拥挤不堪,工程手续繁杂冗长等问题基本没有任何改善,且因为饥荒愈发严重,提出申请的人反倒更多,情况更乱。

另外,在没有玉米平抑粮价后,粮食价格日益增长,然而公共工程的每日工资是固定的——不超过8便士。

这点工资完全不足以购买食物,一位科克郡的神父写道:

「对于一个拥有大家庭的穷人来说,一天1先令(12便士),甚至1先令6便士用来购买玉米,等于什么也没有。」

马铃薯歉收,大部分饥民没有工作,没有食物,只能吃一切能吃的东西,尽全力活下去。

即便运气相对较好,能在公共工程中就职,也拿不到足够的收入来养活一家人。

在如此不堪的情况下,爱尔兰人进入了1846年的冬天。

爱尔兰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四季区别不明显,年平均气温0℃到20℃,降水量在800-1000毫米之间。图片来源:Hikersbay

往年,爱尔兰的冬季相对温暖舒适,佃农们不用耕种,只要和家人在屋里点一团篝火,稍微多穿一点就可以度过。

可倒霉的是,这个冬天格外寒冷漫长。

11月底之后,严寒、大雪和冰雨接连来袭。对爱尔兰人来说,是真正的饥寒交迫。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有的人一觉睡过去,就不会再醒来了;

有的人穿着一身破烂,在寒风凛冽中铺设马路,只为了获得几个便士,能购买一点点吃的。

一位当时参与公共工程的工程师表示: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耻于为了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分配给工人过少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对工人要求过多而感到羞愧。」

19世纪的都柏林街道。这样比较繁华的场景只能在爱尔兰东部大城市看到,西部基本都是乡村,除了贫穷还是贫穷。图片来源:Wikipedia

爱尔兰人死亡数量在冬季疯狂飙升,脸被现实打成猪头的罗素政府却没有放弃管制,罗素重申:

「把对人民供应食品的任务留给私人企业和正常贸易,将是一种更明智的做法。」

这就是政客的狡猾和虚伪,明明是在进口贸易管制,偏要拉上「自由市场」垫背。

不过为了遏制灾情,政府还是更新了应对措施。

1847年1月,罗素向议会递交了新的提案,由两部分组成:

(1)提供种子贷款

向爱尔兰地主们发放5万英镑的贷款,用于购买作物种子分配给农民种植。

(2)施粥

停止公共工程建设,改为成立「施粥救济委员会」,实行《施粥法》,建立施粥站。在无需劳动的情况下,对全体爱尔兰饥民提供免费配给。

发放种子,以恢复农业生产的作法并无问题。

施粥措施刚公布的时候也赢得了各方欢呼,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施粥站的规定配额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比如在西科克郡,按照《施粥法》规定,每天要发放1.4万品脱(约8000升)的粥,如果加上一些私人慈善机构同时发放的1.4万品脱,那么一天总计施粥量为2.8万品脱(约1.6万升)。

施粥是常用的赈灾方式,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灾民而言,都很划算。对于政府来说,施粥要比直接放粮成本低;对于灾民来说,长期饥饿时,食用粥一类的流食要更容易消化吸收,不易出现肠胃问题。图片来源:dochara

看似不少的数量,其实每天只够西科克郡10%的饥民食用。

而且,这些粥的质量低劣,米和水根本不成比例。西科克郡的官员比索普(Bishop)曾抱怨:

「他们为施粥忙得团团转,而这粥却提供不了人们营养。」

施粥的成效有限,罗素在1847年4月提交了又一方案——新的《济贫法》。

罗素政府的原则始终是贸易管制,哪怕爱尔兰人饿死得再多,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因此,政府在救济的过程中坚持同一时期只能有一项救济计划实行,以防过度「扰乱」市场。

当《施粥法》出现时,公共工程建设就被取代了;而对《济贫法》的改革,又将代替《施粥法》。

罗素政府希望扩大《济贫法》的救济范围,将全爱尔兰划分为130个《济贫法》联盟,使相对健康的年轻灾民也能被救济。但政府不要干涉太多,要顺其自然,将救济灾民的主体从政府转移至爱尔兰各地已有的济贫院,由《济贫法》联盟来调配资源。

《济贫法》联盟及下属济贫院的经济来源,则依靠《济贫法》的督察员向各郡地主收取地方税。

名为布里奇特·奥唐纳(Bridget O'Donnell)的爱尔兰母亲和她两个饥饿的孩子在1849年的画像。图片来源:The Irish Story

在看到「收取地方税」这五个字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这个计划不靠谱?

后续的事实会证明——

你的感觉是对的。

前面提到过,爱尔兰的地主比较贫穷。

大饥荒针对的不只是贫农,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在这种时刻,要征收比之前还高出10至50倍不等的地方税来救济饥民,完全不现实。

当济贫官员前往各郡,比如梅奥郡、多尼戈尔郡(Donegal)或人口密集的克里郡(Kerry)准备勒令地主交钱时,惊奇地发现,地主都消失了,可供征税的土地所有者全都不见踪影。

为了能接受救济,数以百计的爱尔兰饥民被指示在恶劣天气中步行数英里,致使许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杜洛夫悲剧」(Doolough Tragedy)。图为悲剧纪念碑。图片来源:Wikipedia

当时的一位勋爵克拉伦登(Clarendon)曾表示:

「地主要么不住在这,要么压根就没有地主。这儿的土地被分成无限小块……对这些流动群体你又能做些什么呢?难道你还想说把他们赶到地下,让他们去死……但即便到了那边,也必定还有一个属于其灵魂的税收。」

收不上地方税,就意味着济贫院没有经费。济贫院没有经费,就意味着无法为饥民提供救济。

事实上,济贫院本来就不适合成为救济的中心,它们大多早已在日复一日对贫民的救济中负债累累。但《济贫法》却又要求济贫院必须进行救济,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济贫院继续借债运营,然后某一天被债务压垮后关门大吉。

到了1848年中旬,马铃薯再次歉收,爱尔兰已成人间地狱:

「今天早晨6点,本镇出现了难以附加的悲惨场面。在这个大清早,两艘渔船从柏哈芬运载240名形若鬼魂的人抵达码头。他们离开自己一贫如洗的家,来到济贫院避难。我看到他们从上岸处就开始爬行……我看到他们拼命地爬向外面的大门;那些幸运者强占位置抓紧大门的铁栏,直到守卫前来收留这些饥肠辘辘的申请者。外面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本济贫法联盟的资源就要耗尽,欠下了大笔债务。大臣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幻想爱尔兰任何一个济贫法联盟能够拥有足够的养活贫民的资源。如果大臣们将我们视为同胞,愿意将我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的话,请刻不容缓地伸出援手吧……」(《科克记事报》1847年10月)

1848年,爱尔兰灾民已陷入彻底的绝望。图片来源:PBS

新《济贫法》基本破产了,绝大多数慈善机构和救济委员会都已经花光了所有资金。

「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已经被毁灭了,贫穷蔓延,没有工作机会,尽管47年马铃薯获得了丰收,但种植量严重不足。死尸躺在路边的田野中或公路旁,那些徒步几十英里来到济贫院的人,被禁止入内,他们在大门旁死去。」(袁茜《1845-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研究》)

对英国赈灾极度不满的爱尔兰青年党在1848年曾试图起义,但没有成功,并招致了罗素政府的忿恨。

《泰晤士报》在1848年8月10日表示:

「近期爱尔兰试图起义的行为,给人民同情怜悯它创造了一个不好的氛围。」

罗素和其他政府官员则认为:

「在1846年以后,我们已经预付了800万英镑,使爱尔兰人在马铃薯歉收后能够维持生活,并且告诫他们种植一些更加稳定和靠得住的农作物。结果却使他们比过去更加依赖于马铃薯,而我们又再一次被欺骗了。我们怎么能帮助这样一个民族呢?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导致相同结局的事情反复花钱。」

罗素的话非常不负责任。

英国人未曾给爱尔兰人平等的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传授过任何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如果不种植马铃薯,改种其他作物,根本无法养活如此数量的爱尔兰人。

失去了救济的爱尔兰在死亡的阴影中,走过了1848和1849年。

到了1850年,随着人口的锐减和马铃薯病害的消退,爱尔兰人终于蹒跚着走出了大饥荒这片阴云。

然而,它给爱尔兰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影响,永远无法抹灭。

05

爱尔兰人

在整个爱尔兰史上,大饥荒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与此相提并论。

它的重要性足以被写进教科书。我们如果去查阅英美今天的中学历史教材,都能找到关于爱尔兰大饥荒的篇章。

不过对后世的爱尔兰人来说,他们无法忘记在地狱中翻滚的五年,却又不愿意过多地揭开伤疤。

因为太过于痛苦了。

「爱尔兰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如1845-1849年的大饥荒那样对爱尔兰民族在感情上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罗伯特·基《爱尔兰史》)

大饥荒结束后的1851年人口统计,爱尔兰本地人口已减少到650万,与灾前的800万相比,少了200多万人,人口数锐减25%。

1841-1851年间,爱尔兰各地人口衰减比例。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20多万人当中,有约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另有150万人在绝望中怀着一丝希望,乘船离开了这片土地,前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求生。

留在爱尔兰的人民空前团结,他们不再对英国政府抱有任何好感,开始进行比之前更加激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1916年,都柏林爆发「复活节起义」,爱尔兰和英国间的摩擦开始升级。

1919年,爱尔兰独立战争(英爱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持续到1921年结束,双方代表签订了条约,除北方六郡(即北爱尔兰)外,爱尔兰获准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有合法的自治权,属于英联邦内的自治领。

《爱尔兰独立宣言》的文件副本。图片来源:Wikipedia

1937年,爱尔兰实行了新的宪法,正式确定国名「爱尔兰」,成为有主权的君主立宪制独立国家,但仍属英联邦成员。

1949年,爱尔兰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共和国,自动退出了英联邦。

至此,除了仍存在所属纷争的北爱尔兰外,爱尔兰已实现了全面的独立和自主。

移民到北美的爱尔兰人则开枝散叶,将爱尔兰文化广泛传播开来。

19世纪中期,北美洲处于地广人稀、缺少劳动力的状态,移民非常方便,不用偷渡,也不需要签证,只要有一张船票即可。

根据美国的人口统计:

在1846年(即大饥荒的第二年),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有92484人;

1847年,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96224人;

1848、1849和1850年,移民人数基本稳定,分别为173744人、204774人及206041人。

爱尔兰人向移民北美的家人告别。画师:亨利·多伊尔(Henry Doyle)

这不到100万爱尔兰早期移民为美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纽约的运河、波士顿的港口、巴尔的摩的铁路、芝加哥的工厂、匹兹堡的煤矿,都能见到爱尔兰工人的身影。

不过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的过程并不算顺利。

由于天主教信仰和土俗的乡村口音,美国东海岸城市的清教徒们对爱尔兰人大多带有敌意,瞧不起他们。

爱尔兰移民在当时是粗俗和怪异的代名词,「缺少教养」、「酗酒」、「卖淫」、「犯罪」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房东会对爱尔兰人敲诈勒索,雇主会对爱尔兰人百般辱骂,在波士顿、费城、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等大城市,都发生过反爱尔兰和反天主教的暴力冲突。

在这种环境中,贫穷的爱尔兰人只能在各大城市角落中的贫民窟里蜗居,以最底层的苦工和保姆身份谋生。

即便如此,他们面对的情况也比大饥荒时好上太多了。

1850年,爱尔兰人于美国工作一天的平均工资是1美元,而在爱尔兰只有8美分,前者是后者的12.5倍。

这使得无数爱尔兰人体会到了爱尔兰与美国在经济上的悬殊差距。

他们省吃俭用,将多余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资助家人朋友。在1850到1900年的50年间,据估计约有2.6亿美元通过邮寄的方式到达了爱尔兰。

于是,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得知美国的情况后,选择跨海移民,寻求新的生活。

截止1855年,共有约200万爱尔兰人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到了1921年,这一数字已超过800万。

爱尔兰裔与美国的黑帮文化也息息相关。电影《爱尔兰人》便讲述了一个爱尔兰裔退休二战老兵与战后美国黑帮犯罪组织之间的故事。导演:[美]马丁·斯科塞斯制片国家:美国上映年份:2019

大量的爱尔兰移民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民族多元化,往这个「大熔炉」里添了一把柴。同时,也使得天主教在美国获得了一席之地。

虔诚的爱尔兰人在美国大规模地建筑天主教堂,将教堂视为社区生活的中心,同时积极参政。

爱尔兰移民大多集中居住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利用城市的相对人口优势,一些爱尔兰裔政治家从得到爱尔兰人的选票,在某一地区从政开始,逐渐获得更多人支持,成为重要政客,然后再反哺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有当选总统的资格,著名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便是爱尔兰裔。

到了今天,他们已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平均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收入都高于美国平均水准。

更重要的是,在融入美国的过程当中,爱尔兰人没有牺牲自己的核心文化,反而是让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美国形成了气候。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