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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金庸老先生在写完《鹿鼎记》后选择了封笔?对此你怎么看?

金庸先生写完《鹿鼎记》封笔的原因,不妨听听他本人怎么说。

实际上,金庸先生在还没写完《鹿鼎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再继续写武侠小说的想法。

他曾对朋友说:“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几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正当朋友们错愕之际,1972年底,金庸先生突然公开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一部武侠小说了。”

此消息一经公布,顿时引起哗然。好友、熟人,包括众多“金庸迷”,不断追问他为何不写、会不会再写,等等。

对此,金庸先生解释说:“(我之封笔)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自己感觉困难,一方面是写小说的欲望现在很淡了;写小说本身是相当辛苦的事。”

后来,他曾回忆说:“我第一部写的是《书剑恩仇录》,还算成功,就一直写下去,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那是在1971、1972年间就写完了,觉得没多大兴趣,就不写了。”

当时,一干众人肯定“不依不饶”。

于是,金庸先生再次发声说:“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像,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归结起来,金庸先生所列封笔理由,不外以下几个——

第一,他自己说到了写小说很辛苦。

第二,自己写小说的欲望淡了。

第三,对于写武侠没多大兴趣了。

第四,不愿意重复自已。

第五,年纪大了,心境不同了。

看起来,金庸先生所说的理由,既坦诚又平淡。

然而,近二十年的成功连载,已蔚然形成一种“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局面。从获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大半个亚洲,到南美北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大批“金庸迷”。

所以,当时的人们,对金庸先生的解释并不“买账”。坊间出现了种种“猜测”,总之,大都觉得金先生上述解释理由不够充分,觉得他“挂印封刀”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比如好友倪匡,便曾多次调侃金庸先生,说“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了!”

金庸先生的回答是:“任何事物,皆有一个尽头,理论上来说,甚至宇宙也有尽头。小说创作也不能例外,到了尽头,再想前进,实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再写出来,还是在尽头边缘徘徊,何如不写?”

倪匡仍然不放过,见面即提此话题。数十次之后,金庸先生也“无语”解释,只好喟然感叹:“真的是写不出来了!”

还要说到一个人,即金庸先生的多年棋友、台湾名人沈君山。他从佛学的角度解释了金庸先生的“封笔”原因。

他说:“金庸小说的意境,创造的人物的演变,可以用一首蒋捷的《虞美大》来描写:‘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就如禅宗‘云门三唱’有三个层次,一是涵盖乾坤,二是截断众流,三是随波逐浪。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独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武功什么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抢摸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他不会武功最后一刀却把人杀掉,自己也搞不清喜欢哪个女朋友,但最后最漂亮的七个一把就抓过来了,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这个评语,说“佛学”也好,说“哲学”也好,的确倒是一种超然于“三界”外的高论。

换句话说,金庸先生通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一系列作品,依然完成了他于艺术之旅的探求。

如果说有“私心”,不能不说金庸先生是有一些的。

这就是,自他“出道”以来,一直被人冠以“武侠小说家”的名头。对此,他其实很不以为然。就此说,金庸先生确定以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韦小宝作为主人公,洋洋洒洒写了150余万字。而且,韦小宝总可以误打误撞、逢凶化吉、仕途顺利、艳遇无数。这不仅是金庸先生再对“武侠小说”开一个巨大的玩笑,也不无想证明自己并非人们所认知的自己是“武侠小说家”的念头。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一次“功力”大展现;又是对国民性的一次大解剖;同时也是对“武侠文学”的大胆新尝试。

无疑,《鹿鼎记》所展示的社会、文化、史学、文学等等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巅峰。

至于此,在写完这部心血之作后,金庸先生不封笔,更待何时?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金庸先生从不愿意作为小说家扬名于世——正如他大多数作品中体现的,他的报负,是社会问题。

宣布封笔后,金庸先生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修改自己将近20年创作的作品。这一庞大的文字工程,金庸先生用了整整10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