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道光皇帝当年也考虑过。
1842年，清军在宁波、镇海、定海三地对英军发动反攻。
宁波战场，藏族土司阿木穰率百余名藏兵在内应配合下潜入城内，并破坏了架在城门上的英军火炮。
之后，清军主力入城，围攻驻扎于宁波府署内的英军。
英军当时才一百多人，清军兵力数千。双方兵力悬殊。
但是，由于清军为了追求夜袭效果，一意轻装行进，不仅并未携带各类火炮，就连鸟枪也没带上几把。
因而当清军杀到府署，面对府署高大的院墙时，竟然毫无办法。
而当府署内的英军杀出，用火枪齐射时，清军毫无招架之力，立即被火力压制在了府署外的狭窄街道里。
见清军挤成一团，英军调来大炮，对着在拥挤在街心的清军部队开炮。几炮弹砸下去，清军被轰得尸体堆积如山。惨烈至极。
见况不妙，清军主力一溜烟全跑了。
而首批攻入城内的阿木穰及一百多藏兵，则全部战死。
镇海战场的情况类似。清军进攻，英军列队而出，枪炮齐发。
清军由于追求夜袭效果，没带火器，武器大多是长矛和弓箭，因而战不过几回合，便全线溃败。
之后，清军统帅调整战术，调来火器，以鸟枪兵与英军对射。可清军火器不如英军，一通对射下来，清军再败。
一个多月后，前线惨败消息传到京城。针对清军火器拼不过英军的现状，道光皇帝提出一个自认为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就是，靠白刃战取胜。
朕闻陆路与逆夷接仗……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御其火枪为要。我兵各执两层藤牌。夹以牛皮。复用水浸透。可以抵御火枪。一手执钩连枪。钩取逆匪足胫。令其颠仆。继以刀矛手砍扎。又继以马队冲突。——《清宣宗实录》
其具体战术思路为：
既然枪炮对射，清军没有优势，那就要争取与英军短兵相接的肉搏机会。
两军对阵时，清军以盾牌兵在前。每一名盾牌兵都一手拿藤牌，一手拿着钩镰枪。藤牌的作用是抵挡英军的火枪，钩镰枪的作用是与英军近身作战时，攻敌之小腿。
盾牌兵身后，还部署大量刀矛手，等盾牌兵杀开英军的防线后，刀矛手专心负责肉搏。
要是这还不能干趴下英军，附近还部署有骑兵往来策应收场，保证能让英军有去无回。
既然皇帝发话了，还提出了解决方案，不管这方案行不行，大臣总得落实吧。
于是，军机大臣赛尚阿、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便按道光的意思，派人日夜操练。
那么操练加演习的结果如何呢？
一点用也没有。
清军用的盾牌是双层藤牌。中间加上浸水的牛皮，据说是能够抵挡子弹的。
可问题是，这玩意挡不住大炮。
用当时目击者的话说：藤牌碰上炮弹，直接就被炸飞了。
“皮牌编竹如屏，蒙牛皮二层，谓可御炮。然仆曾亲见演试，炮劲牌弱，一击则连牌飞去。盖一无用之物耳。”
这还是清军的土炮，如果是英军的洋炮呢？
（当代复制的英军火炮）
如果清军无法突破英军的炮火线，那谈何与英军短兵接触？
并且，即便英军不放炮，清军成功与英军短兵接上了。打白刃战，也一样拼不过。
因为拼白刃战，一靠阵型，二靠士气。
清军靠藤牌兵掩护，一窝蜂的掩杀，毫无阵型可言。而英军作为防守方，是列好阵的。
试想，一侧是阵型涣散的清军，一侧是已经列好阵阵，随时用刺刀戳击的英军。这白刃战有取胜的可能性？
当然，英军才两万人。清朝算上乡勇，兵力近百万。
我十个打他一个，还怕拼不过？
（道光想象中的白刃战）
理论上来说，百万拼两万，确实优势在我。
可问题是，清军士兵月饷才多少？清军士兵有多少是不吸鸦片烟的？
或许每一万名清军中，有那么几百人是敢于与敌人刺刀见红的死士。
但大部分清军，显然不可能有这种勇气。
用后来太平军对清军的评价：
见贼而逃者为上勇，望风而逃者为中勇，误听而逃者为下勇。
别说是死士，清军的队伍中的“上勇”都是极其罕见的。
碰上难啃的硬骨头，清军从来都是一触即溃的表现。八旗、绿营无不是如此。
火器不如人，战术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纪律不如人，士气不如人。什么都不如人，清军想靠白刃战取胜，怎么可能呢。
比起已经是近代化军队的英军，清军撑死只能算散兵游勇。英军只需要击杀一两个清军富人军官，清军大队就会做鸟兽散。
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清军的腐败。就拿浙东反击战来说。
战败后的清军，一路丢盔弃甲，所路过之处遍地都是遗失丢失的火枪、大炮。
当地老百姓看到后，替朝廷心疼，自发组织起来，收集这些火器，车拉肩扛，送到清军驻扎的大营门外。
照理说，百姓们如此表现，军营官员就算不给点赏钱，也该表扬两句吧？
可实际情况是，官员下令暴打了老百姓。
为什么会如此呢？
一句话，老百姓挡着他们发财了，嫌老百姓多管闲事。
对于官员来说，这些枪炮丢了，正好可以找朝廷要经费再造，这正是捞钱的机会。捡回来了还怎么找朝廷要军费？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层建筑全是这副德性，清军怎么可能打赢英军？鸦片战争又怎么可能不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