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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每月收入仅有350块大洋,放到现在是什么收入水平?

答:在关于民国大文豪鲁迅的诸多话题里,“月收入仅有350块大洋”这事儿,流传一直很广。

那鲁迅的这笔工资,真的少吗?得先看看这工资怎么来的:依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到1926年,他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最初月薪六十块大洋,后来经过几次加薪,陆续涨到了360块大洋。但由于当时民国政府欠薪成习惯,他每月实际到手的薪水,也就是200块大洋。“月收入仅350块大洋” 的传言,就是这么来的。

这样的收入情况,放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可以先给鲁迅的“同行”们比比:鲁迅在北京任职的这十二年里,同时期入职《申报》的陈景韩,每月底薪300块大洋,比鲁迅的“到手工资”多一百块。1912年在天津办报纸的梁启超,一年除去各项成本,“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也就是每年“只赚”五六万块大洋,每月“最多只有”五千块大洋。1920年代任职北大的陈独秀,月收入也是400块大洋。是鲁迅“实际到手工资”的一倍。

跟这几位比的话,鲁迅确实是“每月收入仅有350块大洋”。

但还可以换个角度比,比如比房价:依据当时《晨报》的记载,北京积水潭西河沿一套“20间”“带洋房”的住宅,售价是3500大洋,相当于鲁迅不到十八个月的“实际公务员到手薪水”。1918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租了钟鼓寺一套有十七间房的四合院。每月租金也就二十块大洋。鲁迅的“到手薪水”,能在北京城租10套。

还可以比比同时期另一些“风云人物”。比如一位未来革命战争年代里,让多少日寇听到名字就打哆嗦的新中国元帅,1917年时还是河北阜平县十来岁的小学徒工,干了一年学徒工只拿到三块大洋,却令他激动得不行。晚年还回忆说“我之前从没拿过这么多钱”。还有另一位未来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1918年时才10岁,还是个湖北武昌小知识分子家庭的苦孩子,父亲靠给学校誊抄讲义为生,抄一张讲义“得酬几个铜板”,一块大洋都是奢求。

甚至还可以比比农民负担:在同时期的河南省,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钱到十二块钱之间。“爱国军阀”吴佩孚统治河南时,更在河南强制种植鸦片,每亩强收八块大洋的“鸦片税”。这钱比比鲁迅的到手工资,似乎不算多,对于农民来说却好像绞索,不知逼得多少农民流离失所。

总的来说,仅看鲁迅“实际到手”的每月公务员工资,就相当于当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产业工人一两年的年收入,相当于学徒工六十六年多的收入。不但能在北京黄金地段租10套四合院,还能在河南交20多亩地的“鸦片税”。看上去要用“仅仅”形容的收入,放在那时代,是标准的有钱人。

而且这些钱,对于当时鲁迅来说,也只是一部分收入。作为当时的顶流作家,鲁迅在做公务员的同时,还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这份“兼职”的待遇十分优厚,仅1924年这一年,只按照《鲁迅日记》里的统计,他全年收了8000多大洋的“兼课费”,平均每月670多元,是他“实际到手公务员工资”的三倍多。更重要的写作收入,他为教育部做“特约撰述”,每月300大洋,另外还有稿酬,那更是天文数字,仅他1929年拿到的一笔“版税赔偿”,就有两万多大洋……

换句话说,这其实非常优厚,可以帮助鲁迅随手买天买地的“公务员工资”,放在鲁迅的每年收入里,不过是笔“小钱”,甚至是“工资基本不动”。

如此景象,也是那个时代,民国“大师”们的生活掠影,民国大师云集,大师们工资奇高,仅看教师工资,民国时代的正教授,月薪就有四百大洋,南京国民政府废除银元后,正教授的工资又变成了月薪六百国币。普通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在一百八到二百八以上。出版一本书的版税收入,更是四百大洋起,大学里最不济的普通老师,月薪都是一百大洋以上。

如此“高工资”,也让这个民国时代,长期以来“圈粉”无数。今天的不少“精英”“名流”们说起民国,更是常见各种向往,脱口就是“民国是知识分子的幸福时代”。但是请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民国时期这么“幸福”。

就以教师队伍来说,民国的“大师”们,大多挂着“教授”“讲师”的名号,给了后人“民国教师工资很高”的感觉。但实际上民国的教师里,人数最多的是小学教师,几乎占到百分之九十。他们的“高工资”,就相当可怜了。鲁迅每月拿200块大洋时,北京、河北等地的小学教师,每月也就五六块大洋工资。广东等省的小学校长们,每月也就20块钱工资。等到大洋变成“国币”后,抗战前夜的浙江省,小学教师工资最多也就10几元。

这样的待遇,比起“大师”们来,简直天上地下。

如此对比,也就有了民国文化的怪现象:一边是大学教育繁荣,大学里随便一个上岁数的都是大师,男男女女们各种优雅。另一边却是奇低的识字率,整个中华民国识字率百分之十五(国际联盟的统计,实际更低),也就是每十个中国人就有八个人是文盲。农村和军队的文盲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抗战晚期时,国民党军队增援西南战场,那些精挑细选出来补入“青年远征军”的“精兵”,文盲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反而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里,那些面向农民开设的“识字班”,才真正解决了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文盲率”问题。直到今天,“识字班”依然是山东农村对女子的代称。只这一个“班级”的价值,就远远大于多少“民国大师”们的工资。

更让人唏嘘的是,中华民国有钱养大师,却除了没钱办小学教育外,其他的民生问题,也基本捏紧荷包。就以基本的城市工人居住环境来说:当时北京工人,平均每家占有一点一间屋,上海工人是一点四间,居住条件更是极差,北京的工人大多住在“破席窝”里,北洋纱厂的女工,12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上海工人家庭四五人挤一间屋,工人住宅区臭水沟遍地,这样的事情,国民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乎不掏钱。

直到新中国立国后,首先展开大规模的卫生清理运动,仅建国头两年,就把各地工人小区整顿一遍,然后大规模兴建工人新村,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当时的上海工人就兴奋的说:“现在家里的苍蝇都没了,只有人民政府真正关心我们”。

对比泾渭分明的生活,这一句“真正关心我们”,才是近代中国,新旧社会,一个最大的差别。“大师收入如何”只是民国的表面,惨淡的民生,才是里子。


参考资料:李开周《一块大洋能买什么》、裴毅然《民国初年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孙自俭《民国铁路工人群体研究》、严奇岩《民国时期教师生活待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陈宇《西原借款问题新探》、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谢庐明、蔡宇龙《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1930年代的强迫识字运动》 、陈明远《胡适的经济生活》、舒同《民国时期的房价》、唐博《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研究》、刘秀红《民国时期的疾病与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作者: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