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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战术上的成功往往无力扭转战略上的失误?

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且有对中央有动武的倾向。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约1.4万余人,遂单独北上。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北上红军改番号为陕甘支队,转战千里,终于在10月19日抵达了长征的终点——吴起镇。

10月21日,为了不把追兵带入根据地。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马匹200,其余缴获无数,取得了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的第一个胜利。

战后,毛主席诗意盎然,挥笔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1月初,中央领导和陕甘苏区负责人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宣布陕甘支队与陕北的红15军团合并,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由此,原本千里转战,只剩七千余人的红一方面军,兵力又恢复到了15000人。

1935年12月17日,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

在会上,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确定了陕北的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这一点的政治意义极大。

毛主席则在会议上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未来在军事上的战略方针:东征山西,扩大红军。

1936年1月,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杀入山西。

在历经近四个月的战斗后,一方面军兵力扩充至两万多人,极大地巩固了陕甘苏区。

而与一方面军在北方的积极发展相比,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则是每况愈下。

1935年9月,听说陕甘支队北上后,张国焘气急败坏。先是召开会议,给北上的红军指战员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后又下达南下攻击命令,动员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共八万多人,向西康、川西地区进攻。

1935年9月~11月,红四方面军先是击溃了六个旅的川军,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初步胜利。后又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以迅猛之势向宝兴进击,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被胜利冲昏头脑,喊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企图横扫川西平原。

然而,南下的战略错误,是四方面军指战员无法用战术胜利来弥补的。

1935年11月,听闻红军图染指川西,原本矛盾巨大的四川军阀和老蒋,竟然合作了。

很快,老蒋提供装备和资金,川军出兵,总共武装了八十个团,二十万人,与红军在百丈关一带决战。

关于百丈关战役的战斗过程,由于很难用文字介绍,就不细说了。

这里只提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一,整个战役期间,四方面军极度轻敌,放弃了擅长的山地远动战,竟然以疲惫之师与以逸待劳的川军进行平原阵地战。这种打法上的失策,以及兵力上的悬殊,导致四方面军在战斗期间,产生了很多无谓牺牲。这与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期间的情况,可谓是如出一辙。

二,战役中后期,在刘湘下达死命令的情况下,川军爆发了惊人战斗力,常以整营整连向红军阵地进攻,并敢于与红军进行白刃战。可以这么说,红军完全是被川军硬顶出了川西平原。

百丈关战役后,四方面军兵力由八万减至四万。已无力再实现横扫川西的战略目标。就连张国焘最初计划的割据西康也无法实现。

尽管张国焘当时不承认失败,但谁都知道南下战略,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1936年初,薛岳指挥数万中央军,对驻守在宝兴、天全等地的红军发动进攻。

同时,刚刚经历了百丈关大战的川军也紧随其后,咬住四方面军不放。

由于四方面军兵力不足,无法固守。且天全等地贫瘠,无法供养四万红军。如果四方面军留在当地不走,极有可能在几十万国军的层层合围下,全军覆没。

而恰好在此时,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消息传到四川。

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于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一番激烈争吵后,最终决定西撤。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落实中央早先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

那么,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南下四川的战略是错误的,是不可能用战术弥补的呢?

第一点,虽然陕甘支队北上时,大家也是一种迷茫心态,不确定北上对不对,不确定能否得到苏联援助。

但是,大家知道北上是去抗日的。北上抗日的口号,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可以改观国人对红军的印象。

而南下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四方面军与川军争夺西康、川西平原,只会给全体国民留下一种红军貌似也变成了军阀的坏印象

第二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四方面军想打进成都吃大米,就必须要攻打大城市,必须要在川西平原与敌决战。

但以红军的装备而言,攻打防守坚固的大城市;在平原上作战,而且还是阵地战。

这无疑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莫名其妙消耗本就不强的实力。

第三点,以四川军阀的实力,四方面军根本不可能打下四川。

川军的战斗力,忽高忽低。在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不会玩命。但如果根本利益受到侵害,川军就会拼命,爆发出极高战力。

这一点,红一方面军早有领教。

一渡赤水前,一方面军就曾错误地认为川军的战斗力与王家烈的黔军差不多,想在川南击败川军后,直接渡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

结果,才有土城战役的受挫,以及后来的四渡赤水。

也正是因此,后来中央制定战略时,才会认为南下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对于中央的苦口婆心,四方面军的领导层却不以为然。

四方面军创立川陕根据地时,由于当时四川军阀正在混战。且川陕根据地都在川北贫瘠之地,没有伤害军阀的根本利益。

所以,红军每次与川军交手时,都能轻松吊打之。四方面军的兵力也是在此期间,由一万多人扩充至八万余人。

而由于打川军没输过,这也就导致在四方面军内部,上至领导层,下至普通战士,都对川军的战斗力缺乏清醒认识。认为川军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中央的北上方针不对,南下才是对的。

然而,直到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张国焘等人才明白,把四川军阀忽悠老蒋的那套“不打头,不拦腰,只击尾”的把戏,当成了川军战斗力的常态。太幼稚了。

后来,徐向前元帅在做战役总结时,也专门提到了:我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兵力不够,战场的选择失当,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