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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何要把帮助自己“除鳌拜平三藩”的功臣活活饿死?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九月,京师内城东江米巷(东交民巷)中的宗人府监房内,在重重的重兵看护下,一个年近七旬、面容枯槁、浑身被九条铁链锁住的老人枯坐房中。因为长期戴着脚链手链,以及沉重的铁索,这个老人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能够单独进食、饮水了,饥饿即将击垮他。就在数日后,宗人府看守向皇帝奏报:奉旨看押的犯人,因饮食困难,已经瘐死于监房之中。

这个活活饿死在监房中的老人,就是在康熙一朝曾经显赫一时的前保和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太子太傅——索额图。

为什么声名显赫、地位超然的一代权臣索额图,在给康熙帝效力了近四十年之后,却落得个夺职下狱、饿死狱中的悲惨下场呢?这件事情,得从六十多年前说起了。

崇德元年(1636年),清朝尚未入关,在当时的清都城盛京(沈阳)城中,清太宗的亲信,吏部启心郎、直内院索尼诞育了第三子,这就是未来的康熙帝心腹重臣——索额图。

索额图之父索尼,是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两代皇帝所倚重的老臣,当初皇太极去世后,索尼力主拥立皇子为新帝,得罪了一心要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后来被成为摄政王的多尔衮打击报复,几次削官抄家,流放外地、几乎因此丧命。

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后,对维护帝统、拼死效忠皇室的索尼很是感激,将索尼从流放地召回来,官复原职,并提拔为内大臣,兼领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顺治帝亲政时期,索尼是朝廷首席满大臣(宗室王公之外),而顺治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病重驾崩后,根据其遗诏,索尼以首席辅政大臣的名义,和其余三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一起,辅佐年幼的康熙帝,协助治理朝政。

因为父亲索尼身处高位的缘故,年轻的索额图很早时候就以“勋贵子弟”的身份成为了御前侍卫,先是负责顺治帝的寝宫乾清宫的护卫,顺治帝驾崩后,索额图又担任了年幼的康熙帝的侍卫,朝夕相处,因此和康熙帝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君臣关系。

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索尼的孙女、其长子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被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选为康熙帝的皇后,并于九月与康熙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索额图与康熙帝在亲密君臣之间,又增加了一道至亲关系(因为皇后的原因,索额图成为了康熙帝的叔岳父)。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额图之父、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病逝,临终前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帝虽然没立即答应,但加授索尼为一等公。索尼去世后,康熙帝在康熙七年(1668年),提拔三十三岁的索尼第三子索额图为吏部右侍郎(索尼长子、皇后之父噶布喇才具不足以重用;次子噶喇珠早夭,所以才重用其第三子索额图,以此推恩皇后母家)。

索尼死后,原本四辅臣之末的鳌拜逐渐利用手中的权势掌握了朝廷实际治权,并将反对他的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陷害致死,对康熙帝也逐渐显露出轻视、慢待的态度。康熙帝对于鳌拜的专权跋扈越来越愤恨、忍无可忍之下,决心依靠心腹亲信,除掉结党营私、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以重夺大权。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额图入内、谋画潜算”,商量对付鳌拜的办法。索额图得到康熙帝的暗示后,立即辞去吏部右侍郎的职务,重新出任乾清宫一等侍卫领班,以“协助皇帝演练布库(蒙古式摔跤)”的名义,选拔了一批十几岁的少年布库、拜唐阿,在皇宫内“陪伴”康熙帝演练摔跤。对此事,鳌拜并未特别注意。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一切准备好之后,康熙帝佯称商议要事,召鳌拜进宫,事先在鳌拜的座椅上做了手脚,使鳌拜坐不稳而跌倒,此时早就埋伏好的索额图率领十多名少年布库一拥而上,将鳌拜团团围住,顺利的擒拿下鳌拜。之后,康熙帝当众宣布鳌拜十大罪状,将鳌拜下狱论罪、禁锢终身,其党羽也纷纷被擒,鳌拜专权集团就此灰飞烟灭。

在擒拿鳌拜、消灭其专权集团的过程中,索额图立下了大功,康熙帝对这个心腹近臣的表现十分满意,因此在大功告成之后,于康熙八年(1669年)八月,晋封索额图为国史院大学士,入朝参政。索额图得以第一次进入了清朝的统治中枢。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恢复设立内阁,改内三院大学士为内阁大学士,索额图因此改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太子太傅。此后,在朝野之中,索额图被尊称为“索相”,这个称呼,从此伴随了他一生(清承明制、不设立宰相,而内阁大学士所领有的职责,基本相当于前朝的宰相;因此,明清两代,朝野之间,通俗上按照名字称呼某大学士为“某相”,但正式官场上不可以这么称呼)。

就在索额图晋升为国史院大学士这一年,即康熙八年(1669年),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诞育了康熙帝第一个嫡子——承祜;这是赫舍里氏全族与有荣焉的大喜事,升级为皇子叔外祖父的索额图当然喜不自禁,亲自入宫向康熙帝奉玉如意,以示恭贺。

可惜,承祜没有福气享受将来的富贵和天命,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初五、年仅四岁(虚岁)时就因病夭折了,不光康熙帝和赫舍里皇后因此痛惜不已,整个赫舍里氏家族,也同样为此悲伤、哀恸(嫡子夭折、储位空虚)。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表面上上疏请求撤藩,其实以此探听朝廷虚实;康熙帝因此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撤藩’事宜。在会上,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首的大部分朝臣都建议康熙帝对三藩北撤之事慎重对待、尽量不要轻举妄动,以徐徐图之。

但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朝臣,却以“事急已久、再姑息则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人”为由, 坚决向康熙帝请求撤藩;康熙帝在经过一番斟酌之后,毅然决定裁撤三藩,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人移镇辽东故地。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平西王吴三桂因康熙帝批准‘撤藩’,恼羞成怒之下,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尚可喜长子)发动了叛乱,诛杀云贵粤闽诸省的清朝官员后,以“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的头衔出兵伐清。

三藩发动叛乱后,清朝中枢震动,人心惶惶,康熙帝震怒之下想要亲征,被宗室王公及诸大臣劝止。当时三藩势力达于南方诸省及西北,清军出兵征伐时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有鉴于此,索额图等主张招抚三藩的大臣向康熙帝上奏,要求斩当初力主削藩的明珠等人,以儆效尤。幸好康熙帝主动为明珠等人开脱,说削藩是自己的旨意,与明珠等人无关,此事才得以平息。从此之后,明珠与索额图交恶,在朝堂上彼此缠斗攻讦了数十年。

因康熙帝明确表示削藩是自己的意见,并坚决要将此事进行到底,于是索额图也很快将自己对三藩的态度从招抚转为坚决镇压。在康熙帝此后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索额图积极参与策划、调度,协助康熙帝处理海量的军政要务,甚得康熙帝赏识——“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康熙帝视索额图为首席心腹重臣。而三藩之乱最后能够被平定,索额图确实在其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建立了功勋。

就在索额图协助康熙帝运筹帷幄、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三,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为康熙帝诞育了第二个嫡子,即日后的皇太子胤礽(初名保成);但皇后因为生产时不幸难产,导致产后虚弱、随即病逝,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帝对元配的去世悲痛万分,追谥皇后为“仁孝皇后”,辍朝五日,并为大行皇后举哀,持服二十七日。

赫舍里氏家族的兴衰荣辱皆在皇后一身,现在皇后去世,包括索额图在内的赫舍里氏成员在悲恸之外、还存有一丝对未来家族命运走向何处的不安心情。好在皇后之子保成出生后平安康健、在康熙帝亲自抚育下健康成长,康熙十四年(1675年)六月初三,康熙帝下诏立皇次子保成为皇太子,改名胤礽;当年十二月十三(胤礽同母兄承祜生日),胤礽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

胤礽这个赫舍里氏的外孙,是整个家族的希望所在,索额图此后数十年间,坚定地支持侄外孙、皇太子胤礽,因此和其他朝臣势力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同时,因为过于维护皇太子,导致康熙帝也对索额图生出猜忌之心,认为他有威胁皇权、另立权力中枢的心思。索额图最后的悲惨结局,大多由此而生。

在协助康熙帝平定三藩的过程中,虽然索额图出了不少力,但也并非全由他一人谋划襄赞,身为兵部尚书的明珠同样为了削藩之事而尽心尽力、出谋划策,因此同样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逐渐成为皇帝的心腹重臣。

出于牵制、平衡的目的,康熙帝也不想以索额图为首的赫舍里氏外戚集团过于执掌权柄。因此,康熙帝有意提拔重用明珠,在康熙十四年(1674年)调明珠为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1676年)再加授明珠武英殿大学士、实录总纂官、兼太子太师;明珠由此也得到了“明相”的尊称,和索额图的“索相”相抗衡。

索额图和明珠两人,都是具有相当才干的重臣,为人也精明干练、雷厉风行,在处理朝政上,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但索额图生性乖张、待人接物骄横跋扈,因此得罪了许多中间派官员。明珠则表面上谦和内敛、乐善好施,以此拉拢了朝廷中许多新进后辈官员。

但明珠对和自己作对的政敌一样在暗地里构陷打压,许多依附索额图的官员,都被明珠寻机排挤压制、被迫出朝或者罢官。从这个时候起,“明党”和“索党”的相互倾轧和攻讦就一发不可收拾,贯穿了康熙中前期。

起初,因为需要索额图和明珠两人携手共处,协助自己制定策略、平定三藩,因此康熙帝对索额图和明珠之间的龃龉和攻讦抱着“暂且姑息”的态度,以集中力量对付作乱的三藩。但索额图自恃是皇太子的外家长辈,又有擒拿鳌拜、赞襄军略的功劳,所以对康熙帝的“暂不追究”态度误以为是支持自己对付明珠,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以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纳贿、培植私党、扰乱朝纲。康熙帝忍无可忍之下,决心出手警告、教训一下索额图,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不要太得意忘形了。

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吴三桂已死,尚之信、耿精忠先后归降,清军已经收复湖广、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败退回云南、三藩之乱即将平息;康熙帝趁机出手,惩处朝中愈演愈烈的朋党之风,以整肃朝纲。当月,在康熙帝的严令下,索额图不得不以“病退”的名义,向康熙帝请辞已经担任了十年之久的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

虽然让索额图暂时退出了朝堂,但出于安抚功臣、外戚的目的,康熙帝还是给了索额图“勤敏练达,用兵以来,赞画机宜”的高度赞扬,并命索额图担任内大臣,不久后加授议政大臣。索额图的权势依旧不减。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清军攻克昆明,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同年,明郑延平政权内乱,延平王郑经去世后,部将内讧,延平政权出现统治不稳的迹象。此时,因索额图暂时退出中枢而独掌大权的明珠向康熙帝建议,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出兵收复宝岛。康熙帝赞同明珠的意见,命福建总督、巡抚、福建提督协理合作,出兵攻打延平政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第三代延平王郑克塽遣使请降,清朝顺利收复宝岛。

同一年,康熙帝再次处理了跋扈的赫舍里氏家族,以“素行懒惰,屡次空班;不思效力赎罪、未能尽教训之责”的名义,将仁孝皇后的五叔心裕革去銮仪使、佐领职位,降袭一等伯;六叔法保革除一等公爵位。而仁孝皇后的三叔、赫舍里氏实际上的执掌者索额图,则被革去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等职,只保留佐领世职(仁孝皇后之父、索尼长子噶布喇此时已经去世)。

在康熙帝这次气势汹汹的打击下,赫舍里氏家族几乎被连根拔起、险些就此败落。幸好康熙帝看在元配和皇太子的面子上,没有对皇太子的外家穷追不舍,索额图也因此躲过一劫(康熙帝的本意,是好好教训一下之前跋扈骄纵的外戚家,希望他们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可惜,索额图还是没能领会康熙帝的意思,没有悔改)。

在索额图倒霉之时,他的老对头明珠正春风得意,因为收复宝岛之功,明珠的圣眷更隆,在朝中的地位也更高。志得意满之下,明珠对老对手索额图的狼狈样子鄙视不已,自认为索额图再也不能和自己作对了。

就在手握大权之后,明珠如同索额图当年一样,开始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私结党羽、干涉朝政。当时民间有传言“候缺不必吏部、只往明府即可”,意思是想要正常当官,先得去明珠的家里给“明相”进贡送钱,此时的明珠,比索额图当时还要贪鄙擅权,已经不利于朝堂的稳定了。

对明珠贪腐结党的情况,康熙帝心知肚明,以前是要用明珠的才干和能力处理政务,顺便压制索额图一党,现在三藩已经平定、延平政权也被收复,索额图一党皆被赶出朝堂,明珠的作用已经完成,康熙帝也将对明党动手了。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表面上是维护皇太子胤礽的脸面、再次启用了皇太子的叔外祖父索额图,让他担任领侍卫内大臣,重入中枢,其实是以此牵制越来越放肆的明珠一党。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冬),直隶巡抚于成龙、翰林院侍讲学士高士奇都揣摩到康熙帝的心思,于是以明珠擅权贪污为理由,向康熙帝弹劾明珠,对此,康熙帝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得到鼓励的御史郭琇,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向康熙帝再次上疏,弹劾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专权乱政。

康熙帝这一次没有保持沉默,而是迅速批复了郭琇的奏疏,斥责明珠“权势相侔、培植私党、贪侈倾朝”,立即罢黜了明珠大学士,但没有进一步降罪,而是将明珠交侍卫处,令“酌情留用”,也就是放了明珠一马。此后明珠以普通侍卫的身份,在皇宫内站了三年的班。

明珠倒台后,索额图又开始逐渐接近权力中枢,并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的时候,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和沙俄代表戈洛文在尼布楚举行谈判,据理力争、坚持不退让,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最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索额图也算青史留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侵入喀尔喀蒙古,追击南逃的喀尔喀土谢图汗,一直打到距离京师只有七百里的贝子庙(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准噶尔军队的威胁之下,康熙帝亲自率军征伐噶尔丹,分兵两路北上,索额图、明珠等人都随驾出征。

在北征途中,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所率的清军,与噶尔丹部遭遇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随即展开激战。

当时康熙帝突然患了疟疾,无法继续坚持指挥作战,只得离开前线,回京师养病。回京前,康熙帝特命索额图率盛京、吉林、科尔沁等地八旗前往蒙古巴林部,和裕亲王福全军队会合,与噶尔丹进行决战。明珠则受命整理后勤粮秣,以及来往交通辎重事宜。

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重创噶尔丹部,但康熙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在作战中阵亡;并且因为福全的大意,使得战败后的噶尔丹假借“议和”为名、趁乱率残部逃脱。虽然福全、索额图等人立即出兵追赶,也没能赶上噶尔丹。战后,康熙帝追论诸将的功过,裕亲王福全被罚俸、索额图也被降四级留任。

而明珠因为只负责后勤粮草辎重、并没有前往一线参与作战,因此在随后的战场过失处置中没有收到处分,反而因为管理后勤有功而官复原职,重任议政大臣、内大臣、光禄大夫。但康熙帝知道明珠的优劣之处,此后二十年,只是将明珠作为咨询、宿卫臣子看待,再也没重用过明珠。

就在这一次和噶尔丹的作战中,康熙帝突患疟疾,不得不离开前线返回京师养病,当时皇太子闻讯后驰驿前迎。但时年十六岁的皇太子少年无知、不懂得如何关怀患病的皇父,因此见到康熙帝时没有表现出忧虑戚戚之情。

重病中的康熙帝见到皇太子的这个态度后,很是悲伤和不满,心中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于是没有让他随驾,而是让皇太子先回京师,准备皇帝回銮事宜。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康熙帝潜意识里就对皇太子开始怀有成见,并先入为主地觉得皇太子不孝,以后不堪重用。

在皇太子莫名其妙地不再得到康熙帝圣眷关爱之后,索额图因为已经将赫舍里氏一族的安危和存亡都押在了皇太子身上,因此不能和皇太子做出分割的举动,反而更加坚定的支持、站队皇太子,以图日后皇太子继位后,能够凭借“从龙、拥戴”之功,重新恢复赫舍里家族的荣耀。

疏远了明珠之后,康熙帝也重点开始关注原先的股肱之臣索额图,预备采取措施,抑制他以及皇太子外家赫舍里氏的势力。起初,康熙帝并没有想将索额图彻底打倒,而是想仿照处置明珠的例子,只免除他实际上的权力,此后做个顾问咨询近臣,以保全仁孝皇后母家富贵,也就罢了。

但索额图执掌中枢大权二十年,早就不能再回到之前那种平淡安静的生活了,再加上他把家族荣耀、个人前途都押在了皇太子身上,这就更加不能退缩了。所以,即使康熙帝想要顾全君臣恩义、让索额图“半退休”以保全其名节。索额图也不愿就此放弃权力、退居归家。矛盾因此不可调和,最终导致索额图站队失败、身死家破。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亲率八旗从独石口出塞,和噶尔丹会战于昭莫多。此战,索额图在名义上率领前锋营、蒙古察哈尔诸旗及汉军八旗、绿营为先锋,并监督火器营,随康熙帝出战。但在实际上,康熙帝已命诸成年皇子:胤禔、胤祉、胤禛、胤祺、胤祐、胤祀等人各自掌握军队、分索额图之权,共同参与作战。索额图的权力,已经在康熙帝的安排下,被剥夺大部、所剩无几。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康熙帝抵达宁夏,指挥追剿噶尔丹的战事,索额图受命管理京师至宁夏的水路、驿站事务,康熙帝以索额图此次差事有功,提升其四级品级,恢复原任。这是索额图最后一次受到嘉奖。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皇太子迎驾时举止不合礼法、致使康熙帝心中不满,逐渐和皇太子起了隔阂开始,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已经过去了七年,皇太子在这期间也已经大婚、生子,逐渐成熟起来。康熙帝虽然对皇太子心中有不满、失望,但为了不动摇国本、维护宗法传承,还是依旧栽培、重用皇太子,多次命皇太子代替自己祭祀社稷、宗庙,在自己出征时监国。康熙帝实在是不想看到,自己寄予厚望、倍加培养的皇太子,最终会不成才、辜负了期望。

可皇太子年少、心性不定,身为国家储君、自然具有天然的优越感,待人接物不那么平易近人、和蔼恭谨。而索额图身为皇太子的叔外祖父、又早早地将宝押在了皇太子身上,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也在不断地接近、教导皇太子,要尽可能地掌握权力、培植私人势力,做好继位前的准备,切切不要掉以轻心、重蹈前人覆辙、使得大位旁落、便宜了他人(指肃亲王豪格的旧事)。

平心而论,索额图这么指导皇太子,确实是未雨绸缪、一片好心,提醒皇太子不要松懈,需时时刻刻警惕,以防被其他人(就是其他皇子)趁虚而入。皇太子也很感激叔姥爷的提醒、教诲。

但索额图这么做被康熙帝得知后,康熙帝勃然大怒,认为索额图居心不良、“毫无忠君之心”、有“教唆皇太子、离间父子之情”的险恶用心。这之后,康熙帝下定决心,要斥退索额图,并以此警告皇太子,不要再执迷不悟、受人教唆、和皇父分庭抗礼。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 九月,康熙帝针对“太子党”痛下狠手,命内务府处死了皇太子的亲随——膳房人花喇、哈哈珠子(侍从)德住、茶房管事雅头,膳房管事额楚等人,给了皇太子和“太子党”的首脑索额图一个警告。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为了进一步限制皇太子的权力、遏制“太子党”的争权野心,康熙帝第一次册封成年皇子,其中皇长子胤禔封直郡王,皇三子胤祉封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封贝勒,以此来牵制势力和欲望都在不断膨胀的皇太子及其党羽。

此次受封的皇子,都获得了参与国政、协同办差的权力,同时各领有旗下佐领、门人属众。康熙帝这么做,削弱了皇太子原先所具有的“代理监国”的合法权力,对太子党是一次大打击。

康熙帝的本意,是分权给诸皇子、以限制、警告皇太子,不要太过于表露出觊觎权势的心思。但诸年长皇子得到了封爵、权力、属众以后,却效仿皇太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党羽,这就更加加剧了皇帝与皇太子之间、皇太子与诸兄弟之间的矛盾。

诸皇子和门下的党羽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不约而同地选定了共同打击目标,即皇太子及“太子党”。康熙帝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且日益加剧,皇太子不孝不悌、所行不善、昏颟妄为的议论,从此传遍了朝野。而皇太子一党为了自保,当然也要反击,因此和诸皇子党相互攻讦、彼此构陷,弄得朝廷之上乌烟瘴气、党争不断。

面对这种局面,康熙帝怒气迸发,认为这都是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在挑唆皇太子,才导致父子失和、兄弟反目。于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下诏斥责“太子党”中的首要成员:“温待、额库礼,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伊等应安静以养余年,伊乃与索额图结党,妄论国事,妄自犯尤。”直接就点了索额图的名字。

另外,康熙帝对皇太子也不客气,同时写手谕给皇太子说:“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

在父子君臣兄弟发生的矛盾中,康熙帝明显针对皇太子及“太子党”,并毫不掩饰他对皇太子的疏远和猜忌。这让其他皇子看到了希望,觉得康熙帝在失望之下,有可能“易储”,因此更加蠢蠢欲动,对“储君之位”生出非分之想,这也是康熙帝末年“九子夺嫡”的重要起因。

看着原先寄予厚望的皇太子变成如今这“娇纵跋扈、不孝不悌、所行不善”的颓废样子,康熙帝既痛心又震怒,认为这都是皇太子身边亲近侍从之人所教唆、挑拨的缘故,其中尤以皇太子的叔外祖父索额图为甚。从这个时候起,康熙帝就有了清除索额图(之前还仅仅是斥退)、重新教导皇太子,将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从歪路上拉回来的心思。

康熙帝已经动了清除索额图之心,而作为康熙帝数十年心腹重臣的索额图,自然也闻到了危险气息,为了不让康熙帝抓住把柄、逃脱惩处,索额图在和皇太子商量之后,以退为进,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九月,以“年老多病”的理由(索额图当年已经六十六岁)向康熙帝请求致仕,企图以此脱离康熙帝的特别关注,从而在幕后继续协助皇太子、稳定“太子党”的人心。

康熙帝对此心知肚明,但为了不立即激发矛盾、使自己留下“不容功臣”的坏名声,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了索额图的致仕请求,免去他领侍卫内大臣之职,以一等公爵的身份退职回家荣养。

索额图和皇太子据此以为康熙帝已经不再追究索额图的过失,同时也得以继续维护“太子党”的利益和权势了,于是在之后相互往来照旧频繁、勾连紧密,也没有停止和诸皇子党的“夺嫡、争权”斗争。而面对康熙帝之时,皇太子也自认为“三十年储君、根深蒂固”,缺少对皇权的敬畏和拜伏之心,“欲分威柄,以恣行事”的态度怎么也掩饰不住。

康熙帝既然已经下了除掉索额图之心,自然不会手软,这样也可以打击迫切想要获得更大权力、甚至希望早日君临天下的皇太子那颗不安分的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康熙帝南巡江南,皇太子以及诸王公大臣随驾同行。御驾至山东德州时,皇太子恰好得了疾病、一时不能痊愈,康熙帝于是急召已经致仕、此次没有随驾南巡、而是留在京师私宅中的索额图急赴德州,陪伴、照顾侄外孙皇太子,待皇太子痊愈后,再行返京。康熙帝自己则中断南巡,先行返回,待明年再安排南巡。

其实,这是康熙帝故意制造索额图和皇太子长期单独相处的机会,以便于安排人手暗中监视,获取索额图不轨之事、及蛊惑皇太子的罪证,好论罪加以惩处。

索额图当然不知道康熙帝此举的真实用意,自认为这是一个和皇太子公开相处、并可以借机策划、谋算后续的争权之事,于是立即兴冲冲地奉诏赶到德州,亲自照看生病的皇太子。

也许是太过于兴奋,也许是疏忽大意,索额图在抵达德州皇太子住处时,没有按照礼制在大门外远处下马、然后步行从侧门进入,而是直接骑马来到中门后才下马,随后从中门进入皇太子居所。这在清朝的礼制中,属于大不敬之罪,按律要处以死罪(当然,索额图之前估计也没少这么做,不过因为他是康熙帝心腹重臣、皇太子的首席支持者,所以都没有受到惩罚。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

在德州时,索额图和皇太子朝夕相处,多有密谈,其中不乏“用非常手段”、“行大事”、“先发之”等悖逆、狂獗之语(都是康熙帝暗布的眼线事后所汇报,至于言语的真假,康熙帝说是真,那就是真的)。

对索额图在德州奉诏看顾皇太子时的所作所为,康熙帝一清二楚,但他没有立即动手,而是静观其变,在皇太子痊愈后,命他和索额图一起返回了京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康熙帝按照计划,继续举行南巡,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一起随驾南行。而索额图在完成了照顾皇太子的任务后,依旧被留在京师,没有允许随驾南下。

南巡途中,康熙帝在隔开了皇太子和索额图之后,已经在考虑如何进行最后一击,彻底将索额图打倒。

当时,随侍在康熙帝之侧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原索额图的门生高士奇,因为出身寒微而被索额图长期慢待、甚至羞辱(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早就对这个老师恨之入骨、几欲除之后快(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于其腹中)。

得知康熙帝想要除掉索额图的心思后,高士奇大喜过望,于是主动向康熙帝告发索额图平日里的诸不法悖逆之事(高士奇是索额图的门生、时刻侍奉在侧,自然知道索额图的那些所作所为),和老师划清界限的同时,也把最锋利的刀把子递到了康熙帝的手中。

人证物证俱在的前提下,康熙帝依旧稳坐泰山,按照原计划继续南巡,不要说在京师的索额图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就是随驾在身边的皇太子,也不知道皇父即将要对叔外公动手。康熙帝在江南、河南、山东等地巡查游览,直到当年三月十五才返回京师。

两个月后,一切准备停当,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十九,康熙帝突然命御前侍卫海青、乾清门侍卫武格、马武三人急赴索额图私邸,传达谕旨给这个曾经的心腹重臣、如今的“心腹大患”:

“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意欲宽尔,尔乃怙过不悛,结党妄行,议论国事,朕若不先发,尔必发之,朕亦熟恩之矣。前者,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中门始下,即此尔已应死。尔所行事,任举一端,无不当诛。朕念尔原系大臣,心有不忍,姑贷尔死,但若著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著交宗人府处拘禁,不可疏放。”

在谕旨中,康熙帝将索额图大骂一通,并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发之”,就是指明了索额图将要谋反。但此时康熙帝还没拿定主意处置皇太子,为了大家的颜面上好看,所以除了索额图在德州时,“至皇太子居所、乘马至中门始下”这一条罪名外,其他的事情就不再提了。

就在当天,六十九岁的索额图被押送至宗人府监房,单独禁锢、严加看管;至于他的几个儿子,康熙帝命仁孝皇后的五叔心裕、六叔法保(都是索额图的弟弟)“严加拘禁候旨”,并补充说“若其间别生事端,即将心裕、发保等族诛”。也就是不准心裕、法保徇私照顾,如有犯事,要把赫舍里氏全族诛灭。

索额图彻底倒台后,康熙帝对这个毁了自己心爱的接班人的逆臣深恶痛绝,很想把他明正典刑、甚至处以凌迟;但索额图是仁孝皇后亲弟弟、也是皇太子的至亲,这样不顾皇家颜面、显戮国家重臣的做法,虽然很解气,但格局、心态上未免太小气了。

于是,康熙帝决定用另外的办法,让索额图不经法司审讯,悄无声息的死在狱中,这样对朝廷、对皇家、对百官、对天下臣民的也有话说,自己不会落下一个“刻薄寡恩、屠戮功臣”的名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初六,康熙帝离开京师,北巡塞外,七月十八,奉皇父谕旨的皇三子诚郡王胤祉、皇四子贝勒胤禛火速返回京师,连夜进入宗人府中关押索额图的监房,表面上的说法是“视索额图拘禁之情形,查察看守王公、大臣、兵役、內监有无徇情庇护及助伊逃遁之事”,其实,胤祉、胤禛此行另有目的。

在看到索额图被单独关押、并无优待,且两条铁链锁身之时,胤祉、胤禛并没有赞扬宗人府有司人员尽职尽责,而是厉声责问:“为何不给罪官加锁九条铁链?”宗人府官员莫名其妙、面面相觑之下,小心回奏说,索额图五月十九押来时,就已经身戴一条铁链,是宗人府看守在将其押入监房后,又多加了一条脚链。

于是,胤祉、胤禛当即给康熙帝回奏,并请康熙帝下谕旨给宗人府,再给索额图加七道铁链,以“防其勾连内外、蓄意遁走”。接到奏报后的康熙帝立即同意了胤祉、胤禛的意见,复旨给宗人府,将索额图上了九条铁链。

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只有故意杀人、十恶不赦的罪犯,才在脖子、腰、脚三处用三条铁链锁住,从来没有用九条铁链的先例。清制,监狱铁链重五斤,九条就是四十五斤,不要说索额图,就是任何一个壮汉,那也受不了。索额图此时年近七旬、早就衰弱不堪,怎么经受得起这样的折磨。

所以,如同本文最开始描述的那样,在身被九条铁链之下,索额图在宗人府监房内只呆了不到两个月,就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九月、“寻幽死于狱中”。虽然没直接说是饿死的,但身上背着四五十斤的铁链,行动、饮食都十分艰难,也无法正常活动,索额图的死,大概率还是不能正常吃喝拉撒、最终病饿致死(就和鳌拜被关押后,很快死在狱中的情况一样)。

索额图在宗人府“幽死”之后,康熙帝下旨剥夺了他一切官爵、名誉,将他的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继续禁锢于心裕、法保处,不得开释。“太子党”中的重要成员、也是索额图党羽的江潢、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阿米达等人,或处死、或严锢、或罢黜,他们的同祖子孙在朝廷为官者,也被夺官革职。一度风光无限的“索党”、“太子党”,就此灰飞烟灭。

五年以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对皇太子胤礽失去了最后的期望和耐心,于是召集诸王大臣,公开废黜了胤礽的皇太子之位。同时,康熙帝对导致自己父子失和、且早就死去的“罪魁祸首”索额图依旧怒气不减,在废黜胤礽的同时,又下令立即诛杀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断了他的后裔血脉。

最后,康熙帝在终结自己因何要废黜皇太子之时,还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索额图的头上:“昔年索额图助胤礽潜谋大事,朕知其情,将伊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令朕戒慎不宁,不得不行此非常之事。索额图在日,怀私叵测,蛊惑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胤礽骄纵之渐,实由於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